2．《Honey I Shrunk the Kid》。这部片子上大学时看过好几遍，刚好电视上放，跟Mickey一起看。

3．《Phone Booth》。（2008/9/13）。天才编剧，在场景上走极端，只固定在一个电话亭周围，情节扣人心弦。Keifer Sutherland基本上只贡献了声音，已予人深刻印象。不过最后结尾不算完美，因为不是很有说服力。

4．《朱诺》。（2008/9/15）。去年比较受好评的片子。比较温馨，以国内的风气和审查，根本不可能拍出来。里面的音乐很多也很纯，青春气息较浓。

5．《木乃伊》（3）。（2008/9/22）作为一部娱乐片，我看得很过瘾。

我想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最早遇见甘地，遇到的是一个有定语的名字：“圣雄”甘地，还有他“非暴力之父”的声名。后来，我又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对圣雄甘地其实耳熟而并不能“详”，许多人在景仰宣扬了甘地很久，可能也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落实到具体，究竟是些什么主张，也并不清楚，在印度独立的历史上，它究竟在发挥怎样的作用。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对甘地事迹有些了解，不但很晚，而且是通过一个故事片，Richard Attenborough执导的《甘地》，它在1982年获得11项奥斯卡金像奖题名、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8个奖项。如此得奖的传记大片，一个特点就是对史实会相当考究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从大众普及角度，这确是普通人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和一段历史的捷径。电影是一种很煽情手段，一般来说，被电影煽过一煽，会对你喜欢的人物更喜欢，对你尊重的人物更尊重。所以那次看电影的经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可以说是带着景仰走进去，满怀狐疑走出来。从此提起甘地，我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是问号。要消除这些问号，还是要看书。于是在去年我看了甘地自传《Mahatma Gandhi－－His Own Story》，然后匆匆忙忙在年底去了一次印度。

在印度旅行45天，最后在德里有一天空闲时间。我也记得德里应该有个甘地纪念园，最后没有去，心里也没有太大遗憾：在印度，到处都是甘地塑像，遇到的一打没有，七八个不止了。甘地事迹是印度学校对孩子们最正面、地位不容动摇的教育。

近年来印度学界研究的“复杂甘地”逐渐向民间扩散。一个例证是印度到迪拜的飞机上，就在播放刚刚上映4个月的新电影：《我的父亲甘地》。虽然这不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大片，可它是个货真价实的“印度电影”－－由印度导演Feroz Abbas Khan执导，由印度宝莱坞明星Anil Kapoor制片，通过讲述甘地大儿子失败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作为人的个性另一面：在家里的专制，剥夺孩子们上学的机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极大困扰。虽然这无损圣雄光环，可是一个民间解构，对印度也并不寻常。

曾经困扰我的，是在非暴力运动中看到预期发生的暴力。这让我想有更多的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么？对甘地本人是怎样的概念，它怎样引向印度独立的操作，又引出什么后果？这是我想读一些书的原因。从印度回来我又读了一遍甘地自传，查了一些不同的甘地传记，还有一些印度历史。

甘地自传可以让读者理解他成长的环境背景、以及获得他个性形成的第一手资料。甘地于1869年出生在印度一个西部半岛的小邦国Porbandar，人口7万左右，首都人口1万5。甘地家三代都当过几个类似的小小邦国的总理，当时印度遍布这样的小邦国，直到印度独立时还有5百多个。这些小邦国的日常管理高度自治。我在另外一本传记中读到，甘地祖父曾经和Porbandar的摄政王政见不合，宫廷卫兵在他家门口架起大炮，一炮就把他轰走了。这些复杂的邦国政治宫廷争端，英国人是根本不管的。早年生活在这样的小邦国，感受不到什么多少殖民气息，却能够沉浸在浓浓的本土宗教氛围中。尤其是母亲对甘地影响很深，她不仅恪守斋日，还经常额外给自己整日和数日禁食。禁食对于甘地是一种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行为。

甘地自小是个极敏感和自卑的孩子。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甘地的学业事业都不顺利，打击特别大的是进大学后第一年就读不下去，只好辍学。同时，他却有着三代小邦国总理所形成的家族压力和自我期许。一个长辈告诉他，时代不同了，按照过去模式，他已经不可能子承父业；假如他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须接受现代教育。遂建议他赴英留学。甘地因此在1887年离家去英国。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师资格，却似乎不是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当时英国考律师非常容易，有的学生突击几个月就可以通过，有些应付考试的参考书甚至可以带进考场。但另有规定，必须上课三年。甘地也就在英国住了三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兴趣在素食协会活动和对于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顺利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却并没有大学毕业。

英国这个律师考照制度的特点是：取得执照容易，而要在法庭站得住脚、赢得顾客却很难。它的淘汰环节是在后面的开业执业阶段。甘地取得执照后归心如箭，马上启程回国。三年过去了，他拿着执照却发现自己读书不多、实际并不具备在律师界执业的知识和能力；再加上个性羞怯，困难重重。他一开始试着在孟买开业，遇到并不难的小案子，却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后他在孟买的律师生涯彻底失败，被迫回到故乡。此后，又发生了被甘地认为是带来他人生转折的事件，使他感受羞辱难当。

甘地的哥哥虽然没有成为小邦国总理，却一度在家乡地位显赫。邦国虽小，印人自治的上层却是一潭混水。此时邦国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政治联络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联络官那里，被指涉嫌误导政治上层。他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国和此官员相识，就要甘地去说情。甘地明知不妥还是去了。官员很秉公办事的样子，说你不至于要利用我们这点友情来徇私吧。这名官员对甘地哥哥的印象完全负面，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也就特别不能容忍甘地的说情。他阻止甘地继续说下去，请他离开。甘地坚持不肯走并且继续往下说；该官员一怒之下就令仆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他立即写信表示要告对方。对方回信叙述事件经过，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你尽管去告。关键是从法律角度看，也确实如此。对自尊心极强的甘地来说，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处境。

甘地冷静下来后细看家乡，不仅政治纠葛复杂，而且，他要在当地开业，就难免要和那位官员抬头不见低头见。幸而甘地家族属于当地政治上层，社会关系和机会也多。此时一个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一个财务纠纷，需律师帮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绍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就这样出走南非。

到南非一段时间之后，发生了他被赶下火车的事件。乘警因甘地是个有色人种，不顾他拥有一等车厢车票，令他离开车厢。甘地拒绝后被拖下火车，行李也被扔下了车。历史学家们把这一事件看作“甘地开端”，是很有道理的。

火车事件对于甘地，是在精神上绝地反击的开端。不久又发生他在坐马车时遇到车夫的歧视，他拼命反抗成功。甘地曾经形容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学生、二流的律师。在此之前，需要他去征服的对象，不论是学业还是事业，似乎一直过于强大。作为三代邦国总理后代，敏感的甘地始终胸怀大志，却又在现实面前自卑。人和人不同，每个人合适的领域也各不相同，对甘地来说，需要丰富学识知识和分析推理才能实践的事业，并不是他的长处；坚持信念和追求真理才是他的特长。导致他离开印度的那次羞辱事件，几乎是青年甘地失败的象征。可是这一次，他的对手貌似强大却并不占理。看上去是对手打上门来，而在甘地内心深处，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准备这样一场精神翻身仗，已经很久很久了。他会不惜一切地以他的生命去抗争。他小小的身躯突然开始迸发出无尽的热情和能量。

从自传可以看到，甘地拿着英国律师执照，却不是一个具备西方律师气质的人。他更象个僧侣或者说信徒。他没有皈依某个宗教，印度教显然是他的精神基础。看甘地的讲话和文章，常有长篇大论的感性表达，相反，理性推理、逻辑叙述的部分却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对于素食、禁食、禁医药、禁欲和其他禁忌等等，有着非常专注的思考，常常反复推敲体验、不断检讨自省。在妇女地位极低、童婚制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绝对顺从者。甘地正当壮年时决定禁欲，他对夫人的态度是 “禁你没商量”。妻子对他的决定大多言听计从，其中包括在病危时不顾医生警告离开医院、禁医药和营养等等。甘地对学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学也不行。而这些决定的背后，都有在甘地看来很深奥的宗教思考和精神在后面。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

这些家庭中的问题看上去是“小事”，却也折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个人的精神探求、宗教信仰，应当局限在个人范围。若强加于人、或者说以某种强势向社会扩展推行，终有一些隐患在其中。

有件事情可以看出甘地思路和现代律师有所不同。南非的德兰斯瓦在1885年通过一条法律，其中有这样的条款：有色人种和印度人都不能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这条规定其实不仅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还有劳工歧视。甘地最感到不平的，是印度人算在有色人种之列，而阿拉伯人却不算。究其原因，还是大多印度人在南非是被称为“苦力”的契约劳工。去年在印度火车站，印度人呼唤那些替旅客头顶手提五六个大箱子上旱桥、赚几个小钱的搬运工，就还是叫“苦力、苦力”。这条法律更是对“苦力”的歧视。因此，身为律师的甘地，常常不感觉自己也在被禁之列，总是走人行道。可是有一天，甘地被一个官员的门警从人行道上推开，打到街上。

甘地的白人朋友正好经过，当场表示，自己作为目击者愿意为他到法庭上作证。甘地的回答是，“我已经决心不再为自己个人的疾苦打官司。”他的意思是，需要解决的是社会根本问题，他关注的社会不公正如果解决，假如社会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这当然是一种有道理的角度，可也很典型地折射了甘地的思维方式。西方法律工作者的本能反应是，每个人当首先从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始，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自然马上诉诸法律、以司法挑战的方式抗争；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是为社会公平奋斗。而甘地的态度不仅更偏向一个社会改革家的角度，甚至隐含着某种东方式思维。

一个带着热烈宗教情感的社会改革者，甘地产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带领南非的印度社区以非暴力方式抗议歧视，是甘地找到自我位置、找到自信的起点。他在南非二十二年，虽然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一些歧视法律被取消，可是新的歧视立法还在产生，可是，这毕竟是印度侨民的第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印度，甘地成了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南非的成功给了甘地巨大的鼓舞。1914年回国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推行他的非暴力运动。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为印度捏把汗，毕竟整个南非只有十万印度侨民，抗争的标的也小；而印度有两亿多人口，其目标和在南非的诉求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要的是印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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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之父”——重读《甘地自传》之二
  
林达

    非暴力，是能够历史悠久地坚持下来的大多宗教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论是哪个宗教，不论它们的神灵为何，对经典的解释都是由人在做，对非暴力的理解也是其中之一。非暴力概念本身的发生发展非常有意思，因为非暴力由“施暴”和“受暴后是否暴力反抗”这两方面组成。一开始，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对残酷敏感、不愿意施暴，这和文明引发人的本性中善良的一面契合，而面对他人施暴，自己能不暴力对抗，不以暴易暴，宁死不反抗，却已经有违人的本能本性，必须仰仗非常强烈的宗教信念去坚持了。

　　个人以被动承受暴力的非暴力坚持，再转化为以展示坚忍主动挑战暴力，不惜承受悲惨后果。这种个人自发的所谓非暴力抗争，在宗教冲突刚刚开始的一刻，就已经在发生。记得读法国人让·德科拉写的《西班牙史》，里面就提到在三世纪初，罗马人的宗教迫害就启动了基督教的“殉教时期”，有大批教徒，甚至女童，主动挑战罗马权威，甘受酷刑处死。以身试法的非暴力抗争，即殉教，是宗教的一种极端行为，在初期，基督教教会对如此殉教显然是完全正面评价的。正因为如此，这样几近狂热的宗教热情会在民众中迅速传染，“殉教”才会一波接一波地高涨而形成“时期”。

　　宗教信念都是个人化的体验，所以，当时即便殉教人数众多，也是分散的个体事件的集合。七百年后，在十世纪的西班牙南方，基督教再次受到伊斯兰教的压制，又发生新一波非暴力挑战的殉教浪潮，使得双方民众情绪激昂达到巅峰状态。这一次，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认识到非暴力挑战隐含了民众情绪失控的负面隐患，那些牺牲是不必要、不值得鼓励的，于是出来谴责挑战行为。替代的解决方案是两个宗教的高层政治交涉以达成妥协。历史在作出指点，哪怕是宗教性的社会改革，面对非公正权威，还是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处理方式。

　　这么说来，甘地的非暴力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发明。可是，他被称作“非暴力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信仰”本身是宗教，而“争取信仰自由”却是政治概念。群体以非暴力抗争达到某个政治目标，就突然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手段。甘地把历史上自发的宗教非暴力抗争，不仅发展成大规模发动民众的现代政治手段，也发展出相应的一套理论，最后也确实成为达到印度独立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不仅如此，此后通过非暴力方式达到正义目标的历史事件，也都记在甘地那里，非暴力就变成了一个不必探究、绝对正确的神圣符号。可是，事实上，当一个基于个人信仰的个人行为，转化为有人发动有组织的群体运动时，一种质变就在发生，它变得错综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甘地的非暴力言论很多，像Ganhdi on Non-violence（《甘地论非暴力》）这样的书也不少。这些言论大多是类宗教的信条。例如：“非暴力抵抗精神的获得，是一种在自我否定和欣赏我们自身内部潜力的长期训练，它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它是最伟大的力量，因为它是灵魂的最高表现。”“我的一贯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神。”“非暴力的两个基本点是：一、非暴力是最高法或宇宙法。二、除了真理没有任何别的法。”而“非暴力”就是他追求的占据神位的“真理”。甘地把政治性非暴力的理论，建立在类殉教的信念和热情上。这也是甘地经常宣布绝食的原因，从小母亲宗教性的禁食始终留在他心里。

　　甘地的非暴力理论要求一个人在遭遇暴力的时候，把热情升温转化到几近狂热献身的状态，却不转为暴力。就连甘地本人都很难做到，他曾经写道：“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辩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所以，非暴力引入政治号召，它的潜在问题是明摆在那里的：这就像做一个很难控制的易爆化学实验一样。你怎么可能使得情绪被煽动、相互感染的庞大非理性群体都如同一个个人那样，“纯洁”到位，在强烈的刺激下保持恰如其分的分寸，而不是突然被激怒：“老子不干了”而转为暴力？它当然和人的整体素质有关、和社会环境有关、和对方的反应有关。甘地说：“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当时的印度，恰是一个没有西方理性传统的国家，而大众整体教育水平极低。就是今天还有一半印度人不会读或者不会写。甘地说的是近一百年前的印度。

　　“非暴力”如此深入人心，是大家基于字面理解，以为它绝对“没有”暴力。其实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作为政治手段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假如简化理解，不顾外部客观条件、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推行，那么推出暴力、推出悲剧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甘地一再指出：“我坚决认为，带领人民进行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这也是典型的“甘地”特点，言论语录大多是无懈可击的真理，可是，与当时的现实很可能是脱节的。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中，也一样引发暴力连连。

　　更何况，甘地的非暴力并不是“对方主动施暴，此方不暴力反抗”的所谓“消极非暴力”，而是要积极挑起对方的暴力。他认为：“在我看来，没有一种直接的积极的行动，非暴力就是无意义的。”“我想使弱者的非暴力变为勇者的非暴力，这可能是一个梦想，但我必须努力使之实现。”“不是通过把苦难强加给抵抗改革的人，而是通过自己承受苦难而达到改革的目的。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个行动中，通过我们所受的深重苦难，可以影响政府。”“苦难”到什么程度呢？“把生命奉献给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是非暴力反抗的核心。”“一个非暴力反抗者决不可能逃避危险，不管他是在许多同伴中还是独自一人，只要他是战斗而死的，他就是充分履行了他的职责。”“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杀戮。”“正像一个人在暴力的训练中要学习杀戮的艺术一样，一个人在非暴力的训练中也必须学习死亡的艺术。”这让我想起基督教的“殉教时期”，而那时，殉教也还不是教会组织的群众运动。

　　很典型的是那次著名的盐税抗争，事先规划，发动二千五百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但是违法强行进入盐库取盐。半年多前，我在印度大街上看到的印度警察还是当时的传统装备，就是一人一根粗竹棍。我亲眼看见一个牛车上的印度人，不知犯了哪一条被交通警上去就是一棍，街上车水牛龙，没有人抗议。我目瞪口呆，路人熟视无睹。可见在1930年5月21日那天，盐库的几百个印度警卫会如何应对“抢犯”。面对数量十倍于自己、却一排排冷静上来的民众，警察竹棍腿脚齐下。这是甘地的非暴力追随者精心训练挑选的敢死队，他们一排排上去，挨打、头破血流不还手，但是坚持要违法闯入盐库，直到倒地不起。他们实践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勇敢赴死”，血腥结果是事先料到的。后面的医疗队早就准备好包扎绷带，等候在那里，也事先通知了外国记者。这是把“苦难深重”给政府看，也是给世界看，转而又是对英国政府的压力。这一非暴力行动的结果，警卫打伤三百二十人，打死两人。

　　更多的情况是在非暴力运动中情绪激化或矛盾激化，造成双方都有失控，之后形成恶性循环。例如，1921年的非暴力运动中，在Chauri Chaura，游行民众与当地印度警察发生冲突，混乱中警察开枪，大多历史书称并未有民众被击中死亡，在一本书中指这是朝天开枪。我看到也有一本书说是有人被击中死亡。总之激怒的民众把二十名警察和一名更夫锁入警察局，放火后全部烧死。最后甘地被迫中止这次的“非暴力”运动。

　　当然，在暴力发生在警察一方时，世界舆论的反应是强烈谴责暴力。可是回顾历史，是否也可以引出一个问题：这样的“非暴力”挑起可以预见必定要发生的“暴力”（不可预见的不算），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盐税不合理，在政府税收中的比例却很低。是否可能通过另外的方式，例如“议会道路”、修正立法来解决。印度的自治推进幅度相当大，1935年英国人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使得参加印度普选的选民已经达到三千五百万，其中包括六百万妇女和三百万“不可接触者”，国大党通过选举获得的议会议席高达70％。

　　这另一条道路，从制度本身切入，逐渐改善民生，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善，很早就由于殖民带来的西风东渐而在印度深入开展。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参政，在英国统治的区域争取扩大自治权，本土精英们很早就从立法切入，渐进改革。在甘地只有三岁的1872年，梵社领头，就促使政府颁布近代化的《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容许寡妇再婚以及种姓之间可以合法通婚。顺便说，虽然甘地不赞成对种姓之外“不可接触者”的歧视，却并不反对不同种姓不可通婚的制度。而直至今日我看到的印度，种姓制度仍然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不仅说明了印度的社会文化黏稠度——从立法到推行极为困难，更说明了这个社会当时要进入近现代社会，建立法治和民众的法治观念，是重要的事情。

所谓先发社会的强国对后发社会的弱国经商入侵、甚至建立殖民地，从现代角度去看，无疑是非正义的，从历史角度去看，虽“错”却也是一个历史必然。欧洲的东印度公司进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个古代社会，印度次大陆各类征服者你来我往，不是什么稀奇事情。同样，随着人类进步，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意识确立，殖民地逐渐要求民族独立，强国或被赶出去、或者和平退出、或从殖民而转为联邦关系，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可是，民族觉醒和殖民后退之间，必然有一个时间差，二者是不同步的。前者以什么方式推进，在暴力甚至战争，以及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之外，也还存在一些其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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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非常危险的武器–重读《甘地自传》之三

印度另一个政治领袖真纳，就赞成另一条思路。真纳的气质风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极好的教育，思维敏捷，是一个极成功的律师，也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和立法人。在历史变化中的英国殖民政府，面对百年复杂局面，法治状态也有过多次反复。真纳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时刻，愤而退出立法议会表示抗议。可是他的基本态度是个法律人，他始终反对甘地以群众运动对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开批评甘地的群众运动到哪里，哪里就开始混乱。他不赞成甘地经常以发动成万成万的民众主动违法入狱的做法。他反对甘地的非暴力抵制，这些抵制包括拒绝纳税、拒绝服兵役、印度公务员全部退出公职、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制法庭、学生全部离开公立学校、焚烧洋货和抵制英国纺织品等等。在甘地的号召下，青年学生成为非暴力运动的主力，纷纷退学，“杀向社会”。在这次运动中，有三千名研究生、六千多名大学生和四万多名中学生退学。不但暴力冲突和死亡不断，民众连续挑战法律、自动入狱，“以前被社会认为是不光彩的入狱，现在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奖赏”。

　　作为国大党创始人，真纳认为甘地来了之后，改变了国大党成立的初衷。在独立前，逐步扩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政府公务员、建全法治、发展现代教育，曾经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在努力的目标，而现在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下，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倒行逆施，最终伤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例如，后来的印度女总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英·甘地就因此离开学校教育，由家里聘请家庭教师读书，可是，并非每一个印度孩子能够这样做到。

　　如甘地对泰戈尔所说的，他“日以继夜，绞尽脑汁”，只是要找一个再次发起非暴力运动的突破口。反盐税就是他找到的突破口，只是逼走英国人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就盐税论盐税。采用长期、持续不断进行的非暴力群众运动，是个紧逼盯人的策略，因为不论怎样对方都是输家。它的目标是快速的根本变革。在印度当时的情况下，是以支付正在行进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代价的。印度民众本来就薄弱的法治观念也被毁坏殆尽。真纳在给甘地的信中说：“你的方式已经在迄今为止你所接近的几乎每个组织中，以及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国民众都在铤而走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彻底的无组织和无秩序，其后果如何，我焦虑地注视着。”

　　在甘地、真纳不同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古代社会如何应对近代化、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英治印度从古代社会进入近现代的同时，英国本身也经历了工业革命，先发工业国家向滞后的农业国大量收购原料，反过来倾销成品，也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现实。对于生产力处于古代水平、自给自足的印度，必然带来巨大冲击。例如，在印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土布和洋布的转化。英国突然发展了纺织工业，就收购大量棉花、反销廉价的机织洋布，使得印度成千上万的土布织工突然失业限于绝境。究竟是积极应对“转型”，还是坚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纳入近代化轨道，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这也是甘地和真纳们的分歧所在。问题不是人最终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哲理讨论，问题是：在印度当时的时间、条件、地点之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必然。甘地自己从此一身土布“拖地”，要求全国民众回归土布手摇纺车时代，烧尽价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国大党人必须以每日亲自纺纱若干作为党费交纳。最后实在无法推行，不了了之。而真纳对这种勉强拖住历史车轮的观念和做法，不屑一顾。
　　
　　甘地在当时就风靡全球，包括风靡英国。它的历史背景是：包括英国在内，强国对殖民历史本身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谴责。甘地大量反暴力哲人格言，展现的对民众的号召力，一身“拖地”纺纱和东方式神秘，不断入狱绝食的政治道德形象，使他成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在将类宗教追求，转化为与法治逆向的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在一个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付诸实践，必定隐患连连。而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1936年8月，甘地曾经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在进行抗日战争，便说明是没有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作为个人来说，任何个人立场和平主义信念，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二战期间，英美都有甄别“基于宗教信仰的和平主义者”的机构，得到确认的公民可以免服兵役，以保护宗教自由。甘地不一样，他的非暴力不仅是个人信念，是要广泛发动的群众运动。他有关战争的理论和信念，要扩大向全民宣扬，要发动整个印度民众抵制协助盟军参战。英国的印度总督接见了甘地，表示尊重他的个人信念，却希望他不要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煽动民众反战，也不要动摇作为盟军一部分的印度军队的军心。在战时，这样的煽动是违法的。甘地不顾二次大战中世界危急局势，以及战时状况的特殊，反而认为，是否容许公开宣扬，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以及相关行为，是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宣言以非暴力替代战争，正是拯救西欧免遭屠杀的福音”。

　　总督两度与甘地会谈，总督认为，甘地作为个人并非没有言论自由：“你是彻底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已经公开表达过了。”总督说，“但是我不能让你向别人，向战士或军工厂工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总督告诉甘地，在二战危急关头“说是反战而不危及印度利益，是不可能的。这个利益也包括了你们要求的言论自由”。总督的意思很简单，假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获胜，印度的利益和自由都将不复存在。

　　而甘地仍然坚持己见，发动了十四个月的非暴力反战宣传运动，有两万五千人因此陆续被捕，也很快尽数释放。不久，德军攻入苏联，然后珍珠港袭击事件爆发，日本投入远东战争。争取反战之“言论自由”的非暴力运动在印度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为继，最后草草收场。
　　
　　国大党一些领导人和甘地想法不同，他们一直希望借二次大战的机会，以战争配合来作有关快速独立的政治交易。多年来，印度的自治权一直在不断扩大和加强，此时英国政府承诺印度再次立宪，印度作为自治领，建立自己完全的民选政府。可是鉴于战争局势，在此之前，仍由原来政府负责国防事务，使印度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一员。实际上，此刻的印度政府已经相当“印度化”了。而甘地要求的是“立即完全”的独立，由印度立即接管国防和军队。那是1942年，不仅中国，整个东南亚危在旦夕，这样的条件是英国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在甘地起草的国大党决议中，说立即独立方案的挫败，“已经在印度迅速引起广泛的仇英情绪，并且满意日本的军事胜利”。而假如满足国大党要求英国立即撤出，“本党可以将仇英情绪转为友好”。指出假如不满足这个要求，“混乱局势可能蔓延”，这显然是一个威胁的说法，也对自己掌控民众情绪的能力十分自信。

　　就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关头，甘地“积二十二年斗争经验，动员所有的力量”，发动领导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印度政府以总督名义发表了一个国务会议的决议：“国大党正在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的准备，甚至已发生暴力事件，破坏通讯和公共事业，煽动罢工，妨碍公务，阻碍政务，政府曾对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无效果。对此挑衅，政府被迫起而应对。”此时若“采纳国大党要求，印度会立即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印度为人类自由之共同目标所作的努力，全部失败”。随后，甘地和他的秘书被逮捕软禁，家属可随行照顾生活。七天后甘地秘书心脏病突发而死。他的死亡引发民众猜忌，立即爆发全国流血暴动，攻打警局，暴乱中各地也发生警察开枪，全国死亡超过九百人。

　　二战结束，英国人开始履行撤出的承诺。甘地带领的一次次“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中最抢眼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复杂推动的历史结果。有双方无数政治家的努力，也有双方的历史推进。英国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到后来女王下诏，直至离开，有两三百年的过程，英国本身也在经历惊人变化，包括英国对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质的改变。香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甘地说过，“假定有一种人，决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会感觉自己的恐怖手段无效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终有一天他会感觉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以的老鼠都开会，决定它们都不再怕猫，大家跑进猫嘴，那时老鼠就都能活命了。”这是甘地一个极端的说法。至少很多人相信，印度独立是甘地的非暴力敢死队挑战暴君胜利的单方面结果。实际上，胜利的也是英国的政治和制度进步。三百年来，英国从一个老牌殖民者，变为二战中民主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在漫长的时期里，面对历史现实，它不可能在印度民族独立意识觉醒的时刻，就立即放弃。英国人在三亿人口的印度次大陆，本身人数非常少，在民众起来暴动的过程中，多次有过政府失控的流血事件，尤其是在早期。可是，这并不说明，英国政府是和希特勒政府一样的暴君。尤其是后期的印度政府，已经是大半由印人自治的政府了。

　　英国人撤出印度的计划，其实很早就基本定下来。只是具体怎么做，是作为英联邦中一个自治领还是彻底独立，如何定位一直是自治领的五百多个小邦国，都需要双方政治家反复协商。在离开之前，英国人尽其所能为各方协调，希望得出一个满意结果。长期以来，印度群众运动导致民众类宗教的政治热情却高烧不退，隐含着极大的危险，一个标志就是宗教冲突绵延不断。英国人曾经多次警告，他们过早撤离，可能会出现骚乱和动荡的局面。可是印度政治家们摩拳擦掌，恨不能马上彻底接下这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事实已经撤出的时候，内部宗教冲突激化，印度已经像个火药桶。
　　
　　甘地引发非暴力运动的具体诉求，只是被看作一个“由头”，“哈里发运动”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世界伊斯兰帝国实行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最终在1924年由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在此之前，为保存哈里发制度，印度的伊斯兰社区，要求英国和土耳其签订合约时保障传统的哈里发地位。甘地动员印度教民众支持和自己宗教完全没有关系的“哈里发运动”。相反，作为穆斯林的真纳，却和“哈里发委员会”保持距离，也反对甘地的做法。甘地的非暴力反英运动纳入宗教诉求之后，后果可想而知。最后引发的暴力不可收拾。甘地叫停后，印度教徒很容易停下来，哈里发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事情。而情绪被煽到最高潮的伊斯兰群体，顿时觉得自己被印度教徒出卖。此后几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发生几十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大量死伤，这些冲突又催生了双方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教徒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很长时间内，穆斯林联盟的诉求是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和国大党平等，而国大党更多时间表现出来的是一党独大的傲慢：要求对方解散，成员加入本党，然后我分一定比例席位给你们。

　　在英国人离开之前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是印度已经高度政治自治的结果。而甘地和国大党都曾表现出对少数社群的忽略与不尊重。各省立法议会开会，首先演奏违反伊斯兰教的“民族歌曲”，国大党管辖的各省，学校课本内容都是对印度教的宣言。穆斯林的呼唤祈祷被禁止，清真寺的礼拜被袭击。甚至发生印度教徒作伪证，诬陷整个穆斯林村庄所有村民都参与谋杀。在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国大党又不愿意和他们的代表合理分享政治权力。

　　穆斯林政治精英在长时间里，一直坚持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印度。可是终于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政治谈判不成，从穆斯林联盟号召“直接行动”的抗议开始，直至后来分治期间的暴民互相残杀。印度沦为自相残杀的杀戮场。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四十多年里，双方失控，导致警民共将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一百万人（在写《我也有一个梦想》时，我曾简单提到这一段历史。我当时采用了我见到的最小数字，死亡四十万人。后来查阅不同资料，大多认为没有准确数字，历史学家们估计在死亡在一百万人和两百万人之间）。最后，甘地以他的“圣雄”声望，绝食平息骚乱，创造了最后一个奇迹。

　　我想，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此后，各国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四十多年后，英人撤离了，为什么会充满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合理价值观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一个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并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一个永远不错的道德高位和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就可以不服任何责任。在预见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今天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法治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某个做法不满意，决定大家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地抗议表达，这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社会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要以大规模、无休无止的、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很可能引发暴力流血的后果来。这和它的对象有关，和要达到的目标、方式、时机等等都有关。总之，非暴力概念被引入政治领域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甘地的非暴力绝非和平概念，那是时时提到死亡和献身、介于和平与暴力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

　　发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历史，可以说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存在，可是，事后我们假如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其实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

1．《教书匠》，弗兰克·迈考特 著，张敏 译，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25元。

2008/9/4 赵薇 赠

2．《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陈小慰 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27元。阿特伍德的作品还都没读，缘分未到吧。

3．《先知》，纪伯伦 著，冰心 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5.80元。“双语译林”系列中一种，这套有几本封面设计很素雅，合适。

其他几本未录，谢谢赵编！

2008/9/6棠东旧书店

4.《柳宗元诗文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这本书正逢文化大革命“评法批儒”期间，所以评点很有意思。

5.《茅屋》，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著，汤柏生 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12.80元。以前看过作者的《芦苇与泥淖》，现实主义的写法，觉得很好。

6.《芦隐作品精选》，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

7.《李广田作品精选》，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

8.《叶紫作品精选》，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如今领导书业潮流，当年出这套书在装帧上却很土。

9.《裴多菲小说散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比较全。

10.《米什莱散文选》，徐知免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

11.《岛崎藤村散文选》，陈德文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读过陈先生译的德富芦花散文，极美。

2008/9/8 卓越购

12．《野菜志》，曾珍 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32元。前不久与专栏作家、博物学家桥东里兄约饭，久候不至，原来去书城买这本书了。翻看之下，我也有了兴趣，遂购此书，
看图识菜。

2008/9/9 卓越购

13．《追根溯源》，程国华 程盛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5元。

14．《铸就名牌》，程国华 程盛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5元。这两本，其实是给Mickey买的，他最近对汽车产生了兴趣，我也鼓励他多了解一些。

2008/9/14文津阁购

15．《莎乐美/道林·格雷的画像》，孙法理 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主要是想看看《莎乐美》。

16．《三国小札》，刘逸生 著，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刘先生的《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很有影响。前不久在肇庆七星岩一处山顶还看到了刘先生的字。

2008/9/16 郑实 赠

17．《爱之路》，屠格涅夫 著，张守仁 译，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20元。我很喜欢这本书的装帧，近来所见最佳者。


2008/9/17 上海申东书店邮购

18．《This Place of Third Avenue》，John McNulty 著。一本特写式集子。

2008/9/20购书中心购

19．《艾·辛格的魔盒——艾·辛格短篇小说精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28元。这肯定是本侵权书，不过资料还算较详细。

比如有一天，我在电脑前，他在做作业，突然他问我：“爸爸，宇宙是不是无限的？”我随口答曰：“当然是无限的。”然后有一阵子很安静，我不得不扭头看看他，他很不安地问：“你不是说天堂在上面吗？”我只好连忙改口：“对，对，宇宙不是无限的，上面还有天堂。”

他害怕地球爆炸、太阳毁灭，尽管是几十亿年后的事，我只能连蒙带骗，完全置科学于不顾。他还害怕超级细菌，害怕禽流感，害怕地震，害怕自己心理不正常，就连爱抠伤口痂的小毛病，他都怀疑自己是“自虐”……等等，等等，反正稀奇古怪的问题层出不穷，几乎令我疲于应付。当别人最信赖的人，不是没有代价的。

他不仅害怕自己死，还害怕家族里的人死，尤其害怕我死——笑话！我怎么会死呢？他的关心，让我感到温暖，但他睡着后，我望着黑暗，久久不能成眠。我当然也留恋这个美好的世界，死亡，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啊，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抛给我？

刚好前两天看到新闻：《科学家预测2050年人类可能远离死亡》。大喜，下班后立即上网给他看，他果然如释重负，但接着又一脸忧愁：“你看你每天这么辛苦，还能不能再活42年，活到2050年呢？”

我眼神坚定地看着他，说：“我能！”

　　在普自杀后，休斯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他姐姐的。信很简单，却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这样写道：“星期一早上，西尔维亚开煤气自杀了。葬礼将在下周一举行。如同她一贯所为，她此举是为了求救。我是唯一能够救她的人，但也是唯一因为她的状态和要求而疲惫不堪，在她真需要帮助时而没有意识到的人。匆匆不一。”在同时给一对剑桥的好友信中，休斯言语稍多：“西尔维亚星期一早上自杀了。她最近情况不错，她重新开始写作，开始赚钱，有各种稿约，小说也受到好评。但是，一连串的事又让她崩溃了，律师的信，等等。医生给她开了药性很重的镇静剂——在上一次服药和下一次服药之间，她打开了煤气，自杀了……保姆应该是早上九点钟到的，但进不去，等到他们最后冲进去，已经是十一点，她的身体还没凉……我是可以帮助她的，而且我是唯一知道她这次真需要帮助的。毫无疑义，谁应该负责任。”一个月后，休斯给普母写了一封更长的信，信中说：“我永远不企求宽恕，这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公众的哀悼和忏悔的祭坛，我希望的正相反。但是如果有永恒的话，我将永远受煎熬。”

　　休斯是绝顶聪明的人，当然知道名人书信的价值，也知道别人会怎样往死人的棺材上吐唾沫。例如，读了拉金的充满了种族歧视和痛恶女人的书信集后，休斯就曾说里面的文字“自怨自艾，鼻涕眼泪，黏糊糊湿唧唧”。所以，在给情人的一封信中，他要说：“如果你觉得我的信写得太冷淡，太隐晦，现在你该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另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如果我由之任之，那么别人八卦的他们所自以为是我所说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会完全摧毁我的生活。”

　　等到满足了八卦的好奇心后，再平和地去看这本书，才让人发现休斯的生活中除了那两个死女人，居然还有许多其他内容。除了婚姻和家庭生活，他还谈到了生态环境，写作，钓鱼，莎士比亚，养貂，英国皇室，星象，宗教，教育等等话题。特别是作为桂冠诗人，休斯对诗歌的看法应该也很重要吧。在给一位学生的信中，他写道：“我对于诗歌的定义，是要除去所有来自于自负或是受制于自负的东西。”诗歌不是要寻找一种“声音”，或是一种地位，更不是寻找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写诗是他赖以生存的工具。他在给美国艺术家Leonard Baskin的信中说：“所有的艺术，几乎都是受过伤害的人的一种企图，这种人往往不知道如何面对伤痕保护自己……换言之，所有的艺术都起一种麻醉作用，也起一种医治作用……艺术家如此需要这些麻醉药，所以会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这药；同时，他要有拒绝麻醉药的诱惑力的能力才行……这种危险，往往是我们需要清醒时，艺术偏偏会送我们去睡觉。”

　　有人说休斯的书信就如同他的诗歌一样，也是一种诗。

8点多起来后，去附近的华侨大厦喝早茶，还不错。吃完饭先打的去了宋城墙看。还以为这儿的城墙比较完整，只是只看到北段城墙，但是外观看着挺恢宏，上面却走不了多久。倒是有一座楼（披云楼）耸立在城墙一段的小山上，有巍然之感。

走了一阵后打的到牌坊，本想等去鼎湖的21路车，可是等半天都不来。可以坐3路车去的，却又不熟，为了赶时间，只好打了一辆的士去，车费快60元，有点浪费。

到了鼎湖山景区，买了景区里的车票，可以中途下车坐几程。先是坐到鼎湖，去蝴蝶谷景区，另要门票25元。此处的鼎湖实际上是个水库，水碧绿澄澈。先坐一段船到一处蝴蝶园，然后走进原始森林。虽然如此方便就进入“原始森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里面能走上半个多小时，过河，爬坡，森林里还真有点原生态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游人很少，是我几次来人最少的。其实只有小雨而已，这样游山，很享受。

最后从宝鼎园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鼎，无暇细看，坐车去庆云寺。庆云寺是广东四大名寺之一，依山而建，在两处殿前的平台望去很开阔。在寺里吃了斋食，相当地贵。

然后就走出来，出了景区就有回广州的的汽车站。等不久，4：20就来一辆车，回广州越秀南站。回到广州后去公园前坐地铁，在那里我们都喝了许留山，然后去下渡路吃生蚝，不赘。

街头一处雕塑，不知道有什么来历

城墙

鼎湖

早上等Mickey睡懒觉起来后，我、两位堂弟和Mickey一起去喝早茶，之后打的去天河大厦的锦汉汽车站，去就坐上车，10:20走，近两个小时后到达肇庆。以前我来过肇庆三次，但最近一次来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这次带上儿子和两弟弟，虽是旧地重游，但想来仍会有不少开心。

下车后先去文明路的胜记大排档吃饭。在网上查自助游游记，几乎都要提到胜记，但这次看到的已不是大排档性质。这间店不仅在附近的路边大做广告，而且店面就是中档餐馆的样子，失去了不少街头特色，几样有名的菜也不过如此，这番改头换面，恐怕也会失去不少老食客吧。

吃完饭考虑台风（“鹦鹉”）要来，就直接打的去七星岩景区的东门。景区内的人不算多，头顶有乌云，刮风，不过雨到底没有落下来。一路走来，拜了一座寺，上了两座顶峰。景区内大致还是十多年前的模样，两个弟弟说这个景区够大，反正我是走得脚疼。

一路走到星湖边上的七星岩牌坊这里，天已经快黑了，在旁边一间麦当劳吃东西，然后找到了宾馆，要了个三人间。之后来出来在街上走。正对牌坊的天宁北路显然是肇庆最繁华的地方，但是两个弟弟说是比洛阳差得远，也正常，粤西、粤北都有不少欠发达的地方，但是不发达也有不发达的看头。

一路走下去，一直到滨江路，西江边。本来以为这里有不少吃饭的地方，却大失所望，这条路上黑灯瞎火的，吃饭的地方很少，而且没什么人，完全浪费了好环境，还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几个人在西江边玩了一会儿，看货船靠岸又走，扔了一会石头，又在路上走了一阵，只好打的回来。宾馆院子里有一间游戏厅，一个币只要五角，几个人玩了二十元的，玩了一小时左右，Mickey高兴地用奖券换了三件小东西，后来便睡觉。

七星岩景区

山顶，风大

看星湖广场音乐喷泉

在西江边，对面一江之隔，便是高要市。

我当时口占一绝：

我在西江边
拣了一块砖
扔了四五米
笑了一大圈

后来，Mickey的作业要求仿课文写诗，于他是头一遭，我义不容辞辅导他，父子合作一首，不过Mickey简化了出场人物：

西江边

晚上，我在西江边，
和爸爸一起打水漂。
突然，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
哦，原来是有人要上船了
后来船又消失在夜色中
随后，我们也离开了西江边

像阳光从肌肤退色，
像水花在沙滩涸竭，

就连爱情的闪电
也没有如雷的结尾，

她死亡的声音
像凋谢的花像肉体

在冒泡的浮石上
一切事物塑造着同一归宿

直到我们落入
包围着贝多芬的一片静寂。

飞白 译

Lights come on early,
and people below
on the street scurry
and bumble about
My arm around you, you say-
Let it rain, let it pour.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这个习惯从2004年开始，一开始是觉得自己写作时的词汇量不够。这一点无须讳饰，毕竟自己的学习经历决定了在这方面的欠缺，许多词出现在别人的文章中都认识，但是自己写文章或者翻译时（主要是翻译）很少用到或者根本就不会用，很惭愧，愈发感到自己文字修养上的不足，然后就想到用这个笨办法，记一遍（手抄），再记一遍（输入电脑），希望通过这种机械重复方式，最终能将一个个词吸收进自己的词汇库里。这是初衷，但是后来又降低了门槛，有时纯粹是喜欢，就记上了。

是的，我喜欢我们的母语，有时即便是一个很常见的词，也会让我喜欢得要把它再记下来。这方面可以打个比喻：一个热恋的人可能会把自己爱人的名字写上无数遍，想写遍每个地方，如Tom Petty就唱道：“I wanna write your name in the sky.”他并不是不熟悉组成这个名字的那几个字或者想教给别人，只是表达自己心里那种炽热的感情而已。我对中文，可以说也有类似感情，并且想把这种感情尽量延长。如果没有这种感情，我想自己很难坚持文学翻译这么多年。

另外，这个栏目以前用的是“披沙拣金录”，很夸张，后来仿英语里的“naming names”改成“naming words”，“naming names”还是在导演Elia Kazan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引起风波时学到的。

说：请坐。请吃吧。
你会重新爱这个曾是你自己的陌生人。
上酒。上面包。把你的心
交还给它自己，交还给这终生爱你的
陌生人，你为了另一个人而
忘了他，他却还记着你。

从书架上取下情书、
照片、绝望的短笺，
从镜里削掉你的形象。
请坐。享用你的一生。

飞白译

原诗：

Love After Love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with elation
you will greet yourself arriving
at your own door, in your own mirror
and each will smile at the other's welcome,
and say, sit here. Eat.

You will love again the stranger who was your self.
Give wine. Give bread. Give back your heart
to itself, to the stranger who has loved you
all your life, whom you ignored
for another, who knows you by heart.

Take down the love letters from the bookshelf,
the photographs, the desperate notes,
peel your own image from the mirror.
Sit. Feast on your life.

　　仅仅是两个小时后，印度人的因子就在他体内发作了，他发现自己无法吃下飞机上提供的食物，在旅馆里，他循着香气找到妈妈留在他手袋里的一串香蕉，几乎流泪的把它吃下去，这以后的若干年，他都在尽力把自己体内的印度因子，殖民因子打败。不久他发现，即使到了英国，他体内仍残存着一个隔离带，使他无法渗透，或者别人也是，他自己的周围，全是和他一样的殖民后裔，他们来到英国，要重新学习一切，学习吃饭，学习打招呼，学习在打完招呼的十五分钟内不能再打一次，学习背身关门，温和的改造自己，甚至改造自己的背景（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印度革命家的孙子），这是失根生活的唯一的一个良性后果吧。

　　他试图去写，写他不熟悉的英式生活，写他的旅行，写与他拟想中的格调相配的一切东西，他发现自己的笔是涩的，他在隔着一个结霜的玻璃窗，去描摹一棵树的细节，这是多么可笑而无功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了一句“每天早晨，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上，朝对面喊到“有什么新鲜事么？博加特？”他摩挲着这个句子的鲜活节奏，捕捉着熟悉的情节，海特，博加特，大脚，劳拉……数月的时间，他的印度背景在他体内苏醒过来，并被复制，《米格尔街》是奈格尔最成功的一本短篇小说集。

　　以上这些文字是我在看《抵达之迷》和《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的时候，为奈保尔做的一点笔记，自制的作家一向是在自传体小说里比较舒展自我，象清水里漂开的大衬衫似的，但是当时，我还是有些模糊地带，存疑的地方，比如奈保尔的父亲，出生于农家，半生都倚仗妻子的娘家为生，他在报社的工作是很临时性的，并不足以糊口，他带着一家人寄居在孩子的外婆家，仰人鼻息，倍受小舅子和连襟们的欺侮，甚至有一次，奈保尔亲见他爸爸被这些恶俗的势利小人群殴，可以说处境困窘，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个被众人踩在脚下，视若微尘的男人，还能在他的孩子平视，敬慕呢？而且，这可不是个一般的孩子，这个孩子敏感，偏激，生来一身的傲骨，十七岁的时候，他就从好几千中脱颖而出，考取了牛津的奖学金。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只有象我这样对混血质的殖民地作家这么感兴趣的人，才会看《父子家书》吧，书如我预期，并不很好看，家书家书，不可能看到斐然的文采，不可能看到指点江山的激昂，不可能看到八卦绯闻，它只有絮絮的家务事，往来帐单，因为这个爸爸太穷了，只能靠向政府借贷才能供他的几个孩子读书，他连养一盆兰花都要三思，得了病都舍不得花钱买药，却一定要让他的女儿们带着学历证书和薪水出嫁——他受了一辈子寄人篱下的屈辱，他能做的，只能惨然的笑笑，转过身去，用自己面积有限的脊背去给孩子们挡住凄风苦雨，唇枪舌剑。他唯一的寄托，就是自己对文字的爱，虽然他一辈子都是一个不得志的小记者，可是至死他都没有放弃过。我想，这种不屈的斗志，才是他赢得孩子尊重。

　　家书里除了父子，还有母和女，细细辨别的话，连看出细微的表情差异——文字表情。奈保尔写给爸爸的信，是两个成年男人，同为文字工作者并肩探讨文字理想，交流文字技术的硬朗，写给妈妈都是只言片语，温软的，谈点家族琐事，甚至带点呵哄的语气，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保护倾向，只报喜不报忧，写给姐姐的信，到底是同龄人，不那么遮掩了，态度激越的多，骨子里精英意识的锐角穿刺出来，他已经把自己从旧日的殖民地背景里扯下来了，自认是一个沉静，开阔的牛津人了，且看他看似抽离实乃凌驾的视角——姐姐在印度上学，他径直警告她“印度人都是贼种“，全然淡忘自己也是个印度后裔，谈起舅舅家的孩子，毫不避讳，“那些蠢猪”。在《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里那个出于叙述者的职业道德，隐退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孩子，原来，对着那些欺负他爸爸的舅舅们，是满怀义愤的。

　　很多纠结的地方，攻守失据处：身体想念着印度食物，做一个纯正牛津人的意念却强迫自己吃惯下午茶，最大密度的生活，又渴望印度禅宗里那种宁静无为的从容，对异族女子的好奇和渴念，又觉得妈妈叮咛的同宗通婚未尝不可……种族文化的冲突，让自己溶解在异族文化里的努力，对根系既厌弃又不舍的徘徊去意——儿子的信很粗略，爸爸的信很细致和平静。他吸纳了所有的屈辱，所以，他最引以为傲的孩子，他的玫瑰，他的花，根本就无暇写信，他满怀斗志，要战胜自己的出身，战胜自己灰暗的前途，完成爸爸的未酬壮志。他在高速运转的工作，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打开自己的生活格局，他就是为此而生的，他收集一切与作家生活相配的生活经验，尝试与作家身份相配的生活方式。爸爸是没有点燃的灯，所以，他一定要最大效率的去吸热和发光。

　　在书信里，就像我们常常在男人们之间看到的那样：没有直白的抒情，他不说，可是他的身体却记得。爸爸的这朵玫瑰，有着和他一样的语速，口音，步态，甚至躺在床上吸烟时身体摆放的角度，当他得了失眠症的时候，爸爸从特里尼达为他寄来《超越焦虑》，看到这里我笑的半死，我突然想起来，奈保尔记录他的初夜，爱已做完，他却径直奔向图书馆，看看性手册上，正常的勃起时间应该是多长，这种凡事都要参照抽象标准，信任书本，处处在抽象层面上求解的习惯，原来是遗自其父啊。

　　再后来，再后来我发现自己在流泪，在午后阴霾的快餐店里，在喧腾的人声里，在鸭血粉丝的茴香气味和牛肉拉面的蒸汽里，我居然很没出息的在流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父子间的絮絮叨叨，让我想起我的妈妈，我想起她那双手，那双曾经拉过提琴的手，那个在没有窗户的阁楼里都能放声高歌的开朗女孩，三十年后，再也不敢在人前伸出她的手，也不敢拿她去摸小孩子的脸，因为那双手，做了太多的家务，被洗涤剂，洗衣粉水，浸蚀的全是皱纹和皴皮。可是她没有怨言，所有的妈妈都是最伟大的，爸爸也是。

　　1953年，奈保尔的爸爸在西印度港去世，死于操劳过度和没有及时求医。死之前他的孩子们帮他取了个外号叫“英国人”，因为他的长子，他的牛津玫瑰，写信给他说一挣了钱，就会接他去英国，每次别人用这个外号喊他时，他都装出气恼的样子，然后甜蜜的应答着——他死于一个月后。

7．《The Duchess of Padua》(2008/8/19)。王尔德的剧本。

8．《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看了一遍自己的书，找些毛病，以便下次重印或再版时改过。

9．《伍迪·艾伦》（2008/8/24）广西师大的“电影馆”系列中的一本，收入作者一篇论文及伍迪·艾伦的采访录，有资料价值，翻译得比较好，保留了不少原汁原味的东西，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翻译腔太重。

10．《幽黯国度》（2008/8/27）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之一部。奈保尔对于祖先所居之邦充满了批判精神，而且他讲故事的才能十分了得，虽旁逸斜出又饶有趣味。

　　周小珊在许钧教授指导下研究翻译理论。她根据手头的四个不同译本，撰文论述“包法利夫人的形象变异”。现仅从中引用一个简短的实例：

　　与莱昂幽会时的爱玛性情多变，四个译本分别译为：“一时激情，一时冷淡”（人民文学版），“时而热烈奔放，时而又倦怠疏懒”（花城版），“有时生气，有时随和”（译林版），“忽而暴躁，忽而懒散”（陕西人民版）。周小珊认为，它们“很难作为一种性格集中到爱玛的身上”，此话言之有理。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在描绘女主人公此时性情这一点上，其中有的译本是难免有所失的。

　　有时候，这种所失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的。

　　赵元任先生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凡例》中，有段很精彩的话：“但是有时候译得太准了就会把似通的不通变成不通的不通。或是把双关的笑话变成不相干的不笑话，或是把押韵的诗变成不押韵的不诗，或是把一句成语变成不成语，在这些例里，那就因为要达原书原来要达的目的的起见，只可以稍微牺牲点准确的标准。”

　　陈原先生对这本名译极为推崇。他在引用上面那短话时，特地说：“请注意：‘不笑话’，‘不诗’，‘不成语’。——不愧语言学大师：这是语言游戏式的构词。”

　　但赵先生的译文，有时好象过于游戏式了。随手从第一页举个例子：in another moment 译作“不管四七二十八”，似有过犹不及之嫌。新出的吴钧陶先生译本，是译作“一转眼的工夫”的。

　　杨必先生的《名利场》也是名译。原著第一章里，说到一个死者是 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child,wife or husband.杨必把一个good译得花团锦簇，点化出了“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的译文。最近看到，在荣如德先生的新译（书名改为《花花世界》）里，这一句是这样译的：“死者果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

　　杨译从感觉上说，似乎比原文多了点什么。但也许这正是为不少人所称道的“化译”吧。

　　荣译给的感觉是丰约中度，似乎跟原文更贴近些。倘若要挑剔的话，“一位......好儿女”似乎有欠浑成。

　　王道乾先生的《情人》，也可以说是一本名译。译本的开篇，更为好多人（尤其是作家）所激赏。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着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这低回、伤感的语调，拨动着读者的心弦。但在原文中，这是一个语气相当短促的句子，除了结尾的句号，中间没有任何标点，而且既没有“太晚”的叠句，也没有“未免”的转折，“来得太早”和“过于匆匆”则是从同一个“很快”化出来的。

　　王先生在译本前言里说，杜拉斯“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而王译恰恰似乎多了些缠绵，多了些腴润。

　　汪曾祺先生说过，他写《徙》，原来是这样开头的：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出去散了一会步，改成了：很多歌消失了。他说“我牺牲了一些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

　　反过来，牺牲的不就是文体的峻洁吗？

3．《A Woman of No Importance》（2008/8/4）。王尔德的剧作。

4．《Lady Windermere's Fan》（2008/8/7）。王尔德剧本。

5．《人书俱老》。（2008/8/8）李君维先生的一本集子，篇幅不长，颇有资料价值。

　　怀特先生在书中大胆断言：“无论是谁，下笔时所写的都是自己。”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进入怀特世界的一把钥匙。要知道，这本专栏集诞生的时代离现在有半个世纪，今天还能读得下去，这几乎就是奇迹。坊间有句玩笑话：真正的作家是绝不会给报纸写稿的，因为报纸多半近视，难逃速朽。怀特先生可不在乎这一点，谁让他靠的就是报纸专栏混饭吃呢！不过，同样是混饭吃，怀特先生显然要有分寸和高明得多，至少在编选这部书时，他挑选的是“那些并不太依赖于即事即景，或者启发其创作之异象的篇目”，看来怀特先生很清楚，应景之作早晚得风吹云散，生命长久的唯有关注恒久人性的文字。

　　只有大师级别的怀特方有如此的胆量，敢把小说、散文、书评还有诗歌一股脑儿地堆在一起出书，因为读者买账，哪怕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一书依然完美地表现了怀特写作的特点：题材内容的针砭风格，文字的幽默风趣。作者习惯性地拿美国社会开涮，不动声色地加以嘲笑。书中怀特列举了美国社会中好些让他憋屈的事情，诸如他的一大箩筐的各种社会编号、税款编号、地产编号、保险编号等等，总之，一个人就是由种种编号组成的。再比如，怀特先生的狗在别的地方上了狗证，可此地的管理人员一直喋喋不休地告诫他需要重新办理手续，不然就要如何如何！怀特尽量把身姿放低，几乎低到尘埃里，社会不合理的、可笑的、荒唐的事情总难以逃脱他的眼睛，从这一点来说，怀特几乎就是随笔界的马克·吐温，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找这个社会的茬，又总是善于用滑稽风趣的笔法表现出来，令人心领神会。

　　这本书也同样让人见识了一个多方位的怀特：小说家，诗人，时事评论家，书评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干的事情，他几乎都干过，并且干得还不赖。本书分了五辑，有回忆往事的温情脉脉的文字；有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的时事评论；有深刻到位、形式独特的书评；也有鲁迅式的反讽诗歌；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城市笔记——他生命触角爬过纽约许多地方留下的痕迹。在这些文字中，怀特性格中的幽默元素始终贯穿其中，他的幽默很有特点，不动声色，不刻意安排包袱作怪，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大家才把怀特归于反技术写作的代表人物。至于怀特文体家的称号，这本书更是展现得很淋漓尽致，用诗歌形式写书评，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不可否认的是，怀特果然有几把好刷子，他那随意挥舞、不受约束的后果是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怀特文字矿藏。

　　怀特是幸福的，在他的时代，报纸还是主流媒体，读者习惯喝着咖啡，翘着二郎腿，读着怀特的文字，时而被逗得会心一笑，或者哈哈一笑。报纸时代成就了怀特，这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已经不可想象。我们的眼睛已经同鼠标滚轴没有两样，滚动浏览，哪里还有心思欣赏幽默。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所“进步”的话，那就是在怀特先生的时代，报纸专栏随笔还能为文学大厦偶尔添砖加瓦，而现在咋咋呼呼的专栏作家倒是不少，可他们文字的命运却和报纸一样，第二天便进了造纸厂，粉碎，搅拌，压浆，又是白纸一张，什么也没剩下！看来怀特先生的灵魂还不能散去，至少得附体我们的专栏作家一回！

　　怀特先生说：“如果你能看着一只鸡蛋无动于衷，那还是离母鸡远些吧。”如果这本书还无法激发你去发现生活毫无逻辑的妙处，那还是老老实实地自个儿埋怨去吧！当然，这个时候，你或许会觉得怀特是否有那么一点自以为是？再或者又有那么一点刻意保持质疑？那么恭喜你，你看懂了怀特先生的障眼法般的把戏。

*原载9月14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