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诗有一点缘份，但不深。以前花过不少精力写歌词，那算是诗的一种了。以前和现在，隔许久也会和诗发生些联系，会读一些，偶尔有心情也会瞎诌一首，但是我和诗，实在如奥威尔所言：So far as I’m concerned a little poetry goes a long way.（就我这个人来说，很长时间才会读上一点儿诗）。

至于翻译诗，更是做得少少，尽管我最早发表译作还是译诗呢。那是上大四时，系里的外教David想跟河南的诗人认识认识，我就联系上了后来成为朋友的陆健，并帮忙把陆健选的一些诗译成英文（最后还是没有发表），陆健又让我把David的诗译成汉语，经他润色后在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好几首，译者署我们两人的名字。现在在想起来，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好在那时也并未想到以文学翻译为业，悍然一译，译完就算。

而等我真正开始做起文学翻译来，反而是避开了译诗，后来看到A.E.豪斯曼和雷蒙德·卡佛的诗，还手痒过，但是始终未付诸行动。

直到去年，才再次去译诗，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这次是接受出版社之约，译E.B.怀特的一本自选文集《The Second Tree From the Corner》（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这本书展示了怀特在写作上多方面的才能，有短评，有短篇小说，有随笔，然后是诗，页数上至少占了四分之一。

这是打了个遭遇战啊，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译。怀特对诗歌可以说情有独钟，早期还出过两本诗集，后来还自编了一本《诗歌、速写集》。在这本《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中，收入的长诗、短诗均有，长诗《再到动物园》甚至被评论者跟T.S.爱略特的《荒原》相比，我比较喜欢的，是几篇较短的，占一两页篇幅的。

初读之下，我就注意到尽管怀特诗中的意象、感情具有现代性，但经常韵脚押得很整齐。一开始我的确想过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主要是押韵）都尽量靠近怀特的原作，但在译的过程中，发现押韵方面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一向感觉，英语中韵脚比汉语丰富—“汉语至上”的人肯定不同意，也许更应该说是各有特色吧——如果我勉强押韵，不小心就会损害诗意的表达，效果也未必好，更有可能成了顺口溜，反而于格调有损。

这样劳而无功地较了一番劲后，我在这个问题投降了，翻译时重在把意思（包括诗的感觉）译出来，而押韵的问题上不去过度追求，而是押得松一些，随意一点。

交稿后，编辑果然就这个问题联系我，想让我在这方面再改改，可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考虑过，就很不通情理地拒绝了。

刚好最近在看两本《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看到一些翻译家前辈对于译诗的形式问题也持保守的态度，甚至认为“诗不可译”，如王以铸先生就写道：“至于译文，不敢妄想帮助读者来欣赏歌德、席勒的艺术成就，只是希望读者通过这本小册子能知道原诗大体是个什么样子，里面都讲了些什么，也就是说，是只在大体上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尽量使文字通顺一些，略能上口（可以也押一些韵，但不硬押），如此而已。至于韵律问题，因为两种语言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强加比附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思……”

田德望先生在译《神曲》时，也是衡量许久后决定译为散文体（“如果不自量译成诗体，恐怕‘画虎不成’，使读者得到错误印象，以为但丁的诗也不过尔尔”）。

诗人辛笛按说是诗歌翻译的理想译者了，但是就连他也这样认为：“小说可以翻译，但诗是不能翻译的，各民族语言有自身的特点，节奏音韵各不相同，有时含义可以转译过来，诗美却很难再现；无论译者的学问多么好，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汁原味原样，如果译者不是诗人，可能会译得更不像诗。”

译《浮士德》的绿原先生也有感悟：“接触到海沃德的《浮士德》的散文英译本，我对按照格律亦步亦趋的韵体翻译方法更有了明确的看法：原来那是一条吃力不讨好的走不通的路。”

当然还有一些主张以诗译诗，重视韵律方面，如方平先生译莎士比亚，黄杲（火斤）先生译乔叟，还有查良铮先生译拜伦、屠岸先生译济慈等等，我对他们崇敬有加，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样的译者以及的确达到目标的译作，都属凤毛麟角。

写了半天，似乎是对自己译怀特诗作力不能逮的辩解，就算是吧。一番坦白之后，将来的读者知我罪我，我都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