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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玛莎·吉斯 著 孙仲旭 译 我是在1980年认识的雷蒙德，当时我参加了他在华盛顿州汤森港市执教的两周夏季写作班。事实上，为了进这个班，我写了平生第一个短篇，此前我只写过新闻报道，但是卡佛的短篇《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让我写起了虚构作品，应该说，它改变了我，因为读这个短篇，让我茅塞顿开。 在他的这个短篇小说中，有个男的周末去纳彻斯河钓鱼。第一天晚上，他和伙伴发现水里漂着一个少女的尸体，他们没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去通知有关部门，而是把她绑到岸边，然后这个周末余下的时间都在钓鱼，卡佛说：“他们声称自己累了，时间又晚，以及事实上，那个女孩也去不了哪儿。” 那个短篇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钓鱼的那个人的妻子。那个短篇讲述得极为巧妙，准确再现了她的恐惧、好奇、反感和渴望的感觉，短篇中那些让人难以从心理上接受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 读过这个短篇后只过了几个星期——这段期间，我潜意识里有了个想法后，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传册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称7月份时，卡佛将会在培训中心（Centrum）教写作。他可以招收16名学生，申请时，必须提交一个短篇。 我当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负责一个电影及录像制作者中心，维持一个非营利性艺构让我甚至没时间去打开日程安排手册。然而在接下来的8个周末里，我取消了其他活动，去写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一直只穿着睡袍，没有换别的衣服，没有接电话。 一开始，我重读了手边的短篇小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和约翰·契佛（John Cheever）3月份刚出的那本厚厚的红色平装短篇集。 根据这些典范，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什么：对白、叙事、描写、过渡和场景怎样起作用。14年后的现在，我醒悟了如果把自己的阅读限于当代作品，这个过程就会容易一点。当时的情况是，我对简·鲍尔斯和斯蒂芬·克莱恩（注1）同样看重。 这段时间，我也搜肠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说，小小的短篇开笔之作，它也许能超越个人的记事，让别人读着也觉得有意思。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讲述，从多远距离？怎样正确展开情节？讲述上何时适可而止？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后面阳光照耀的卧室里支起一张牌桌，把精神上受伤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滥交的老处半夜凉初透女以及被领到黄天镇的新娘的鬼魂驱赶开（注2），我一口气写了12个钟头。时不时，我踱过过道去厨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是关于一个有妇之夫准备离开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领到一间西班牙风味小餐馆，希望他能在那里很快地宣布这件难以开口的事，好让他们可以享用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 写得成功吗？我的看法是，它要么能在《1980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中稳居一席，要么远远不能称为短篇小说，古怪地让人们看到两个心胸狭隘的人，既缺乏意义，又谈不上结构和优雅。我在这两种判断之间游移得要命，甚至在我把它放进街角蓝色邮筒时也是。 *          *         * 我第一次见到雷蒙德·卡佛（他身体魁梧，身高6英尺）时，他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坐在一张带着围椅式写字板的椅子上，他长长的腿伸到我们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们会这样做，”他提议道，他话音低沉，几乎是咕哝。我们有8天时间，他提议全班同学下午两点钟碰头，上午用来写作以及私下跟他讨论。“如果你们觉得没问题，”他又说，然后探询地扫视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传阅过，我们就可以先读一读，准备评论意见。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声阅读他的短篇，有时间的话，卡佛可能让别人来读，这样可以从另一个人口里听到自己的短篇。小组讨论某个短篇时，作者不可以发言，好不让他为自己辩解，更好地聆听，记下别人所讲的。那次让我知道这是爱荷华做法，也就是说，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过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写作班（10年后，他也在那里教过课）上的做法。 通常，雷从问一个问题来开始点评：“这算是个短篇小说吗？”甚至对结构最糟糕、不可救药的故事，他也会这样问，而且极为严肃地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是，或者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开玩笑地提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随便回答，而总是认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话经常出自紧张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评论时带着讥讽（不是自贬）或者残酷（那可要命！）他会安静地盯着别处一会儿，通常抽着烟，耐心地等待我们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这个短篇的意图，着手帮助作者更好地表达意图。同时，我们对观点上的游移、被动的结构和蹩脚的倒置之类保持警惕。卡佛告诉我们要评论得具体，有建设性。 他对每个人都鼓励，不管某个短篇有可能在我们眼里有多么没希望。我听说并不是每位老师都会这样。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前一年跟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学习过，斯通建议她完全放弃写作！当然，她深受打击。我后来读到过《巴黎评论》上对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的一篇访谈，他在访谈中说道：“教师应该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农民一样精心挑选，不去鼓励那些没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对我们都鼓励，而把剔苗工作留给了上帝。 除了善意与尊重，雷还有极好的幽默感，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证明这一点。他跟我们讲了他怎样有一次去旁听审案，一个女孩上了证人席，站在那里一再说“后来他走了”、“后来我走了”（注3）。他很羡慕像这样自在使用语言，特别是那种用法，出现在他的《凉亭》（Gazebo）中。与此类似，是他喜欢新词，我记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词，让他觉得妙不可言，并问她是否可以借用这个词。 “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而不是长篇小说，”他说过，“是像诗歌一样，一行行构建起来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怎样可以写得更容易，然而不把这些当成规则：“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不去尝试使用全知全觉的口吻，会写得很艰苦，受限的第三人称能让我们尝试去写很多方面。”他告诉初学者。 他主要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行之有效的写作方式：“我尽量写得快，不是用速记的方法。我都是在两天内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话，我想一天内就完成。” … Continue reading →

雷蒙德·卡佛 著孙仲旭 译我们在我们的小木屋吃裹了面包屑炸的牡蛎和薯条，柠檬味饼干当甜点，公共电视台上，基蒂和列文*的婚礼开始了。住在小山上那辆拖车式房屋里的男的，我们的邻居，刚刚又从监狱里放出来。今天早上他和他老婆开着一辆黄色大型小汽车来到院子里，收音机开得震天响。他停车后他老婆关了收音机，然后一起一言不发地慢慢走向他们的拖车式房屋。那是一大早时候，鸟儿出巢了。后来，他用把一把椅子挡着门不让关上，让春天的空气和光线进来。这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晚上，基蒂和列文终于结婚了。那场婚姻和它触及的那么多人的生活，足以让人流下眼泪。我们继续吃牡蛎，看电视，评论那些漂亮的衣服和故事牵涉到的那些人惊人的优雅，有些人精神紧张，因为私情的压力，和爱着的人分离，还有他们必定知道就在下次有了无情变故时接踵而至的毁灭，然后 是下一次。有条狗叫起来，我起身去看看门。窗帘后面是好多辆拖车房屋及一块停了小汽车的泥泞停车场。我眼看着月亮滑向西方，它武装到牙齿，在搜寻我的孩子们。我的邻居，现在他灌饱了酒，发动了他的大型小汽车，轰着油门，又开出去，满怀信心。收音机呜里哇啦盖过了什么声音。他走后，只留下银色水的小水坑，抖晃着，不明白自己为何在那儿。*指列夫·托尔斯泰所著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个人物。Marriage　　　　Raymond Carver　　　　In our cabin we eat breaded oysters and fries　　with lemon cookies for dessert, as the marriage　　of Kitty and Levin unfolds on Public TV.　　The man in the trailer up the hill, our neighbor,　　has just gotten out of … Continue reading →

乔治·奥威尔 著 孙仲旭 译   此两书并读，它们给人以灰心的理由。第一本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有说服力的辩护，另一本是对该主义甚至更为猛烈的谴责。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涵盖同样的范畴，经常引用同样的权威人士所说的话，它们甚至以同样的前提开篇，因为两者都认可西方文明有赖于个体的神圣性。但是每位作家都相信另一人的策略直接导向奴役，而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可能都是对的。   两者中，哈耶克教授的书也许更有价值，因为书中提出的观点在当前，不及基里亚科斯先生提出的观点流行。简而言之，哈耶克教授的论点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导致专人比黄花瘦制，而在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已经为他们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特别是削弱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思想工作。通过把全部生活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社会主义必定使那个核心官僚圈子掌握权力，那些人几乎无一例处都是些想为掌权而掌权的人，而且为了保权不择手段。他说，英国正和德国一样，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有左派知识分子为前锋，保守党紧随其后。惟一的拯救办法是回到无计划经济、自由竞争和强调自由而非保障。   哈耶克教授论点中的否定方面包含了许多真知。这一点说得怎么经常都不过分——无论如何，现在说得还根本不够经常——即中央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不具有民瑞脑消金兽主性，而是恰恰相反，它给了行使专人比黄花瘦制的少数人以连西班牙审判官（译注：指中世纪时，西班牙有过的对所谓异端进行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宗教法庭中的审判官）都从未想像能拥有的巨大权力。   哈耶克教授说在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更有极权主义思想，这很可能也说对了。但他的确没看到或不愿承认的是，回到“自由”竞争对万千民众来说，意味着一种很可能比国家专人比黄花瘦制更为糟糕的专人比黄花瘦制，因为比起国家专人比黄花瘦制，这种专人比黄花瘦制更不负责任。竞争的问题在于会有胜者。哈耶克否认自由资本主义必定导致垄断，然而在实践中已经导向的，就是那个结果，因为大多数人很大程度上宁愿要国家严格控制，而非衰退和失业。只要大众意见在此事上多少有发言权，滑向中央集权主义的情形就必将继续。   西里亚库斯先生对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精彩而又资料充分的抨击，主要包括对导向两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所做的揭示。遗憾的是，他批判1914年大战时所抱的热情使人们想知道他支持此次战争是基于何种理由。在重述了导向1914年大战的秘密条约和商业竞争的令人不快的故事后，他总结说我们当时宣称的战争目标是谎言，“我们对德宣战，是因为如果她在对法莫道不消魂国、俄半夜凉初透国的战争中取胜，就会成为欧洲的主人，强大到足以能随意掠夺英属殖民地”。这次我们参战难道还有另外的原因吗？在1914年之前那十年里反对德国和在19世纪30年代与其绥靖似乎同样性质恶劣，我们应当在1917年寻求媾和，现在寻求媾和却是叛国行为。在1915年，同意德国被瓜分和认为波兰是“俄罗斯的内政”甚至是不道德的：随着时间流逝，同样的行动改变了其道德色彩。   西里亚库斯先生未考虑的，是不管促成战争的动机为何，战争总会有结果。谁也不会怀疑1870年以后的国际政治是肮脏的，但并不能由此推出允许德国莫道不消魂军队统治欧洲是好事。确实有可能，有一些十分肮脏的交易如今正在幕后进行，目前的“反纳粹宣传”（参考“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到了1970年，会看上去很无力，但是清除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欧洲无疑会是个更好的地方。   通过这两本书，他们两位总结了我们目前的困境。资本主义导致排队领取救济、争夺市场和战争，中央集权主义导致集中营、领袖崇拜和战争。这种困境根本无法摆脱，除非有种计划经济能以某种方式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而这只能在政治中恢复对错概念后，才有可能实现。   两位作者都多少意识到了这点，但是因为他们都未能指明使之实现的可行途径，他们这两本书在一起给人的感受是沮丧。   刊于1944年4月9日《论坛报》

约翰·麦克纳尔蒂 著 孙仲旭 译 他们在1950年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在美国，每十年就会来一次。这次我希望他们查对了，我刚好知道在上次普查中，他们得出的美国大陆人口为131,669,275，而实际上至少有131,669,276。我刚好知道统计数字比实际数字至少少了一个，知道事实如此。 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还要从拉里·费根说起，他是匹兹堡《新闻报》的市内部编辑，无论他在跟其他阶层的人职业上打交道中有多么讲究实际，不讲感情，他曾经是、现在是而且一直对两类人心肠软，这两类人，是和气的小个子老太太和领着一条狗的男孩。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怪人想进来找市内部的编辑，所以在绝大多数报社，他们在市内部编辑部门口设了个接待台，来挡住那些弱智的家伙。然而《新闻报》的每个人都对拉里·费根足够了解，不会把属于和气的小个子老太太的那类人赶走，一个小孩领着一条狗来了也是这样。拉里想见见他们，因为他不忍心把他们打发走，不管他在别的时候像我所说，有多么粗暴。 有一天——那是超过十年前的事——送稿员的头儿托尼从接待台那里过来跟拉里说话。 “外面有位小个子老太太想见您，费根先生。” “咦，托尼，我在忙着呢。”拉里说。 “好吧，费根先生，我去跟她说。”托尼说。 “不，不，不，等一下。”费根说，“领她过来吧，我可以抽出几分钟时间，把她领进来，咦呀！” “好的，费根先生。”托尼说，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拉里也没有看到他。 不一会儿，托尼陪着进来的那个人我敢说有可能是从选角中心来的，如果有人打个电话去，要他们派来一个和气的小个子老太太。她拎着一个小小的手袋，手袋顶上有个束绳；她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高，一头白发，衣服是好看的深颜色，她甚至戴了一条装饰边，也就是围到脖子处的一条花边。 室内部几乎没什么条件接待这种来访者，但是因为我旁边那张办公桌没人坐，拉里就让老太太坐在那儿。他扔掉手里的细雪茄坐到那张办公桌上。 “好的，夫人，”拉里说，“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怎么称呼您，先生？”那位太太问道，声音很好听。 “我是费根先生——劳伦斯·J.费根。”拉里说。 我头一次听到他说自己是劳伦斯·J.费根，他也知道，因为他瞪了我一眼。有人问他姓名时，他总是说拉里·费根。 “费根先生，我很喜欢《新闻报》，”老太太说，她在室内部的一片混乱中倒是很镇静。“每天晚上不看就不知道该干吗。” “谢谢您，夫人。”拉里说，“非常感谢。” “我想知道您能不能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做点什么，”老太太又说，脸上露出了微笑，“要么得说，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夫人。”拉里回答道。任何人从电影中对报纸市内部编辑有了印象的人，都绝对不会相信有哪位竟能像拉里这样彬彬有礼。 “嗯，费根先生，做人口普查的人一直没有来找我——就是这件事。”老太太说，她突然显得沮丧。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夫人。”拉里说。 “费根先生，您记得你们登过一篇文章——哦，你们登过好几篇文章——在报纸上，关于人口普查的。”她说，“那些文章很有意思。我爱读《新闻报》。你知道，我一个人住，费根先生。我的孩子们都在加利福尼亚。当然，他们都成家了——可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些。” “没关系，夫人。您说人口普查怎么了？”拉里问。 “是的，费根先生，关于人口普查。”老太太说，“有一个星期天，你们登了一篇关于人口普查的长文章，里面有他们来人口普查时会问的全部问题。文章里还提到那个人记下一个名字和记下那么多问题的答案会挣多少钱。” “对，夫人，我记得我们的确登过那样一篇文章。”拉里说。 “嗯，费根先生，”她说，“我本来想我要为那个人把什么都准备好等他上门，那样会帮助他那一天多去普查几个名字——不论他哪天来——因为我会完全准备好了，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 “那样做真是好心啊，夫人。”拉里说。他眼睛眨得太快，我看得出，那位老太太所做的事打动了他。 “费根先生，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没人来，”老太太又说，“一直没人来问我那些人口普查的问题。我想我给漏掉了。” “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人口普查那件事。”拉里气馁地说。 “对，费根先生。两天前的《新闻报》上有则消息：《人口普查结束》。就是这样说的，而一直没人来我家。我肯定是给漏掉了，您不觉得吗？费根先生？” 费根手里笨拙地把玩一枝铅笔，接着又不由自主从背心的上边口袋里掏出一根细雪茄，后来又回过神，把雪茄放了回去。“哎呀，夫人，给人口普查漏掉了！”他说，“嗯，我觉得我可以做点什么。您知道，普查的确是结束了，不过我想那些政府的人可以说允许再去他们漏过的地方，也许吧。” “我现在肯定他们是漏了我家。”老太太说，“他们数错了，不是吗？当然，一个人根本没关系，我也意识到了，可是我早就把答案什么的全准备好了。”      “我跟你说我会怎样做，夫人。”拉里说，“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政府，相信他们会派人去府上把事情做好。您可以留个地址给我吗？” “噢，可以的，费根先生。”老太太如释重负地说。她给了拉里地址，是在市里一个体面而安静的区段。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拉里一直陪她到了接待台那里。 他回来后，嘴里叨着一根细雪茄走到我的办公桌前。“你觉得怎么样？”他说，“给人口普查漏掉了！他们把每个笨蛋、混账的无赖、暴徒、拉皮条还有天知道什么人都数了，却把那样一个和气的老太太给漏掉了！我的天，给人口普查漏掉了，岂有此理！” … Continue reading →

乔治·奥威尔 著 孙仲旭 译 在听说有这么一本书的几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在查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二十年》后，我发现它的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去世于巴黎的扎米亚京是俄罗斯小说家、评论家，他既在帘卷西风十月革莫道不消魂命前，也在其后出过几本书。《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它并非关于俄罗斯，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无直接关系——它是一部描写第26世纪的幻想作品——但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而被禁止出版。有一份手稿辗转到了国外，这本书已经有了英语、法语及捷克语译本，但从未以俄语本出版过。英译本出版于美国，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但的确有法语译本（书名为《Nous Autres》），我终于借到了一本。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在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类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第26世纪，按照扎米亚京所写，乌托邦里的居民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写于电视发明前），使政治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叫作“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统一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那里没有婚姻，然而性生活似乎并非完全是滥交。为做佳节又重阳爱目的，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薄，跟他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国是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新选举，总是全票当选。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 至此，它跟《美丽新世界》相似得惊人。但是扎米亚京的书尽管在整体结构上没那么好——它的情节很弱，很松散，复杂得不好总结——但它具有政治目的，而另一本则缺少。在赫胥黎的书里，“人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它设想通过出生前治疗、用药和催眠性暗示，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样的人类机体，就专门生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跟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制造，在制造这两种人时，残余的原始本能，如母性感觉或对自由的渴望，都易于处理。同时，对社会为何以所描述的细致方式形成阶层，则未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为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佳节又重阳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经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存在。 扎米亚京的书总体而言，跟我们自己的处境更有关联。虽然有教育，也有护卫们进行防范，但很多古老的人类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尽管是位天才的工程师，但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人，可以说是个在乌托邦中生活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注：指1942年出版的小说《伦敦市的小比利·布朗》中的主人公），他经常为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震惊。他爱上了（这当然是一种罪）一位I-330，她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而且暂时成功地带他走向了造反。造反开始后，好像造福主的敌人事实上数量相当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放下幔帘后，他们甚至纵情于抽烟、喝酒这类恶习。D-503最终免受他自己的愚行所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已经发现了近期动帘卷西风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D-503接受了手术，之后，他就能轻松地去做他一直明白该做的——即向警方出卖他的同党。他看着I-330在玻璃钟形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看着我，她的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直到她的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用电震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又把她放在罩下。这样重复了三遍，可她一个字也没招。 跟她一起被带来的别人都显得更老实一些。很多人在受过一次刑后就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造福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京笔下的乌托邦里经常处决人，公开进行，造福主到场，伴随着官方诗人背诵的庆祝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那种古老的简陋器具，而是一种改进许多的型号，能使受害者完全液化，瞬间使他化为一缕烟和一摊清水。事实上，处决是以人为祭，而描写处决的那一幕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邪有暗香盈袖恶的奴隶文明色彩。是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得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 不难看出，这本书为何被禁止出版。下面D-503和I-330之间进行的对话（我做了少许删节）完全足以使审查员行使大权：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莫道不消魂命吗？” “当然是革莫道不消魂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莫道不消魂命，我们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段落。然而很有可能的是，扎米亚京并非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目标。他写时大约在列宁死的前后，不可能想到斯大林进行的独半夜凉初透裁，而1923年俄罗斯的状况并非谁都会反抗，因为生活正变得太安全和舒适了。扎米亚京所针对的，似乎并非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不言自明的目标。他别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不过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我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从《我们》来看，他显然强烈倾向于尚古主义。他1906年坐过沙皇政府的牢，1922年又坐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上，他有理由讨厌他在其中生活过的政治体制，但他的书并非单纯为发泄不满。实际上，它是对“机器”进行的研究，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此书倘在英国出版，应该留意找来一读。 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

雷蒙德·卡佛 著孙仲旭 译鲑鱼在夜里游出河进入镇上。它们避免有名字的地方，如福斯特冷藏厂，A&W，斯迈利店，而是游近赖特大道的屋村住宅，那里有时在凌晨时分，你能听到它们想拧动门把手或者撞击有线电视天线。我们熬夜等它们，留着后窗户不关，听到水花响就喊叫起来。到了早上却感到失望。

雷蒙德·卡佛 著 孙仲旭 译 脑子睡不着，只能醒着躺在那里， 暴饮暴食，听雪堆积是要 发起最后的总攻。 它希望契诃夫来这儿发点 什么——三滴镇静剂，一杯 玫瑰香水——什么都行，没关系。 脑子想离开这儿 去到雪上，想跟一群 毛发蓬松、呲着牙的动物一起跑 在月亮下，跑过雪地， 不留爪印或足迹，什么都不留下。 脑子今天晚上病了。

雷蒙德·卡佛 著孙仲旭 译房东满院子的旧汽车并不碍事，房东本人，也不碍事。他整天在旋锻机前弯腰干活，要么罩在弧焊机的蓝光中。 不过他也留意到我，经常停下手里的活隔着窗户对我咧嘴一笑点点头。他甚至因为把他的伐木工具放在我的卧室里而道歉， 但我们还是朋友。慢慢地白天变短，我们一起走向春天，向着高水位，黄麻鲈，溯河产卵的山鳟。

雷蒙德·卡佛 著孙仲旭 译我们围着站在生了火的油桶边，在它纯粹而像舔人一般的热度中烤火，我们的手和脸。我们把杯子盛的热气腾腾的咖啡双手捧着举到唇边喝掉。但我们为钓鲑鱼而来，这时我们在雪上和石头上跺跺脚往上游走去，慢慢地，满怀爱意，走向宁静的水塘。

雷蒙德·卡佛 著 孙仲旭 译 * 我不知道花的名字， 也分不清这树那树， 但我还是坐在广场上， 在一团帕皮索斯特罗斯的烟雾下， 小口喝着贺拉斯啤酒。 附近哪儿有座巨像 在等待下一位艺术家， 下次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 但是我没有野心。 我想留下来，真的， 不过我想跟小山上 医院城堡周围的城市之鹿在一起。 那是美丽的鹿， 白色蝴蝶袭来， 它们瘦削的背部颤动。 * 高高的城垛上有座动作僵硬的高大 男性塑像一直看着土耳其方向。 暖和的雨开始落下， 一只孔雀抖掉尾巴上 几滴水就去躲藏。 穆斯林墓地里一只猫睡在 两块石头中间的凹处。 刚好够时间去赌场 看一眼，只是 我没穿正装。 回到船上，准备睡觉， 我躺下来想着 我已经来过罗德岛。 可是还有一件事—— 我又听到赌台管理员在叫 三十二，三十二， 而我的身体在水面上飞， 而我的灵魂姿态如猫，盘旋—— 然后一头扎入睡眠。 … Continue reading →